新干大洋洲商墓的“含虎量”是如此的惊人，有明显的崇虎的倾向，而如此集中的虎形铜器出现在同一遗址中尚属首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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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鸟双尾铜虎，通长53.5cm，通高25.5cm，重6.2k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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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作猛虎形，作半卧欲跳跃之势，用凸目、狰狞的虎口獠牙来表示一副怒目、虎视眈眈的情状，虎身遍布阴刻的卷云纹、云雷纹、鳞纹，狞厉肃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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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猛虎的背上却静立着一只小小鸟，高仅几厘米。一动一静中，对比强烈，小鸟的羽翼完全收起，昂首挺胸，目视前方，似乎它才是主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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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寻常的还有铜虎身后下垂的双尾，让原本写实的猛虎形象升华成为神虎的形象。这只铜虎腹空无底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青铜牲尊，更具象征意义，这不正说明了其作为图腾的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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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钉纹虎耳大方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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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岭方鼎在青铜时代，鼎作为国之重器，尤其是大方鼎更为难得。这件大方鼎通高97cm，口长58、口宽49.5、腹深41cm，重49kg，鼎腹上部、四角装饰兽面纹，四角、下层均整齐的排列着乳钉纹，鼎足用浮雕式兽面装饰，其形制与郑州商城张寨南街的杜岭方鼎极为接近，区别之处主要就在鼎耳，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大方鼎的鼎耳上各卧一虎。很明显，新干大洋洲的这件乳钉纹虎耳大方鼎整体上模仿了中原的大方鼎，但又有所创新，在鼎耳上添加了属于自己部族的“虎图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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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面纹虎耳方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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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虎耳虎形扁足青铜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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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鼎耳上的伏虎，还有一些铜鼎的鼎足作成了虎形，为扁体型，虎口恰好咬住鼎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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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首形青铜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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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首形青铜杖首、青铜虎耳零件、漆鼎玉虎足零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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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纹方内青铜钺这件铜钺也是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重要出土物。铜钺，在青铜时代被视作是军权的象征，类似“权杖”。结合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虎形象，这件铜钺上的锯齿，很有可能表示的是虎口。大同小异、如此多的虎形象出现在如此多的重器之上，很容易让人有虎为其部落图腾的联想，这也成为了这个神秘的青铜文明的重要指证——“虎方”。当然不是仅凭“含虎量”高就说它是虎方，更因为这座墓的地理位置也比较符合虎方的活动范围。甲骨文中有“虎”、“虎师”，但是能明确与虎方有关的仅有一条。这是甲骨文中仅有的一条关于“虎方”的卜辞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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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途”表征伐。“举”、“望”均为族名。大致意思是：商王为了征伐虎方而问卜，告祭于先祖大甲、祖丁、祖乙。而据考证“举”族大致居于湖北汉水支流举水流域、“望”族则居于淮水上游北岸，再结合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，确定盘龙城为商王朝的南下的军事重镇，仍属商王朝的统领范围，推测，虎方的活动范围应该在盘龙城以南的区域。此外，北宋年间湖北孝感曾出土过一件西周早期“中方鼎”，中方鼎的铭文记述了周昭王曾于长江之北讨伐虎方，据此分析，虎方势力在西周早期已越过了长江，不知盘龙城的废弃又是否与此有关呢？无论是从其墓葬反映的文明程度来说，还是从甲骨文、金文的记载来看，虎方在商、周时的势力不容小觑。另外，在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附近发现了新干牛城遗址、吴城遗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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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干牛城距离新干大洋洲商墓仅5公里，由内、外城垣和护城河组成，面积达38万平方米，在内城发现疑似大型宫殿基址，外城有制陶作坊、码头遗迹，城外东南有一处高等级墓葬区，显示出方国都邑的气象。目前来说，多认可新干大洋洲商墓就是新干牛城都邑的王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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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还有位于樟树的吴城遗址，距离新干大墓也不过20公里，其城址的面积更大，达61.3万平方米，城内除了居住区，还有祭祀区、铸铜区、制陶区，城外分布有墓葬区，无疑，相比新干牛城，吴城遗址的功能更全面，内涵更丰富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吴城遗址此前也出土过带有卧虎、虎扁足的铜器，铜器的风格与新干大洋洲商墓类似，据此推测，吴城遗址当也属于虎方方国的文化范畴，目前很难去明确吴城与牛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。能确定的是包括新干牛城、吴城在内都是虎方的活动范围，甚至可能更广。因为，湖南地区也零零散散的出土过一些带有虎纹的商代青铜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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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湖南安化与宁乡交界处出土的两件虎食人卣，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，鼻、身躯、四足上装饰有13只虎纹，1973年长沙征集到的虎纹铜钺，长沙宁乡老粮仓北峰滩出土一件兽面纹大铙，器内4只伏虎等等，只是过于零散而未引起注意，是否这里也属于虎方呢？至少可认为这些虎纹铜器的所属区域也受到了虎方文化的影响，甚至与虎方有着某种渊源。有学者发现，自新石器以来，虎形器普遍出现在湘江、赣江地区，其文化源头可能是以高庙为代表的文化遗存，这样说来，把包括新干大洋洲商墓、新干牛城、吴城遗址在内的考古发现认定为是“虎方”遗存，可信度是极高的。·完·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